赵建成丨《七发》主题及诸说平议
《七发》主题及诸说平议
摘 要：关于《七发》的主题与写作时间，古今学者聚讼颇多。影响较大的有刘勰“戒膏粱之子”说、张銑谏阻梁孝王谋反说、朱绶谏阻吴王谋反说等。基于《七发》文本与相关文献并参考前人的相关研究，可推知《七发》作于枚乘从梁孝王游期间，当在梁孝王刺杀爰盎之前，其目的在于委婉含蓄地劝说梁孝王不要谋反，其中也包含着对梁孝王的警告。文章还对当代学者《七发》主题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评价，同时纠正了古今学者对《七发》及相关文献的误读，以期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经典名作。
关键词：《七发》；主题；枚乘；梁孝王
《七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它一方面充分借鉴、吸收前代文学、文化经典，融会贯通；一方面开大赋之先声，创一代文学之体式。而其自身，辞藻繁富、刻画细致、笔法奇幻多变、长于渲染铺排、富于气势、富有哲理，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然而《七发》的主题，古今学者颇多聚讼，对于文本的具体理解也多有歧异，对相关文献亦有误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再行讨论，厘清一些错误的认知，以期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七发》。
一、《七发》的内容与文学、思想渊源
《七发》的结构是以七段文字描述七件事，开头有序以叙述缘起。其内容假托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病，认为太子之病是因“久耽安乐，日夜无极”所导致，并详述其表现，具体分析其原因，指出“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然后吴客分别用天下至悲之音乐、天下至美之饮食、天下之至骏、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校猎之至壮、天下怪异诡观（观涛）、天下要言妙道来启发诱导楚太子。对于前四者，太子均答以“仆病，未能也”。而于校猎、观涛，太子虽仍以“仆病，未能也”回应，但在闻得校猎之事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并在吴客进一步描述时表示“善！愿复闻之”，最后还说“仆甚愿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作者也说他“然而有起色矣”；观涛之盛也引起了太子的兴趣，并云：“善。然则涛何气哉？”但最后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对天下要言妙道的向往：“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1]
《七发》的创作有前代文学文化的基础。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七发》的写作明显受到《楚辞》中《招魂》《大招》二篇的影响。刘熙载《艺概·赋概》曰：“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2]章太炎《国故论衡·辩诗》云：“然言赋者，多本屈原。……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为《七发》。”[3]《招魂》中有对宫室壮丽、美色之盛、饮食之美、歌舞之美、日夜无极之游艺之乐的铺排描写，《大招》也描写了楚国宫廷的美食、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与其中禽鸟之珍异，其痕迹在《七发》中很容易找到。[4]而《七发》中观涛一节则对宋玉《高唐赋》中山洪暴发的描写有所借鉴，一些语句又明显取法于《庄子·齐物论》中对风的描写。
在思想上，《七发》序中所阐述的养生思想可以在《老子》第十二章、《吕氏春秋》之《孟春·本生》《季春·尽数》二篇等文献中找到源头。如《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尤其是对《吕氏春秋》的借鉴十分明显，不仅在思想上，甚至在文句上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如《吕氏春秋·本生》云：“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彊，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5]《七发》序中“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之语显然由此而来。
当然《七发》的文本来源并不局限于以上所列。不过我们在探寻这一问题时也要避免对相关文献的误读。如有学者依据李善《文选注》概括出《七发》“源于《楚辞·七谏》说”，显然是错误的。考之《文选》卷三十四《七发八首》题下李善注：“《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词·七谏》之流。”《七谏》是东方朔的著作，东方朔晚于枚乘，其作品自然不能成为《七发》之源。李善注之义例有“举先以明后”，有“引后以明前”，此系后者，意谓枚乘《七发》与东方朔《七谏》为同类作品。
《七发》比后来的很多汉大赋更具有可读性，它善于多方渲染铺排，塑造情境，使人如身临其境，富于感染力：以极端环境下生长的龙门之桐及其他特殊材料制琴，请最杰出的琴师、乐师，演奏天下至悲的乐歌；用最珍异的食材，让最善烹调的人做出天下至美之佳肴；选择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乘坚车、驾良马，驰逐千里；登高望远，置酒高会，尽游观之乐；乘骏马，驾飞軨，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彫弓，逐狡兽，集轻禽，逞校猎之至壮；观涛之雷霆万钧，澡概胸中，洒练五藏，分决狐疑，发皇耳目，足以伸伛起躄、发蒙解惑。如此种种，皆可为我们带来深刻而宝贵的审美体验。
然而，对《七发》的把握，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目光要透过文章表面，洞悉枚乘写作此文的目的何在，亦即《七发》的主题。
二、《七发》主题考辨
实际上，关于《七发》的主题与写作时间，古今学者聚讼颇多，莫衷一是。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喻之义也。”[6]“因膏粱之常疾”似乎意味着枚乘并不是致力于解决膏粱之疾，但他也没有具体阐明《七发》的讽喻之义是什么。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云：“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7]认为《七发》的主题是“戒膏粱之子”。这种见解是否合理呢？我们先看文章最后一段：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听到吴客要为自己推荐“方术之士有资略者”，太子便“据几而起”，“涊然汗出，霍然病已”，这说明吴客找到了太子的病根，也就是说太子认为“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才“霍然病已”。那么显然他的“疾”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是心疾，自然“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而真正“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所谓贵人之子则必然有身体上的疾病，是不可能“霍然病已”的。因此吴客推荐“方术之士有资略者”，并不是针对这些贵人之子，楚太子肯定不在此列。所以《七发》的主题也就不可能是“戒膏粱之子”。
要探究《七发》的主题，我们首先要知道楚太子的“疾”是什么。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8]孟子问齐王之大欲一节在《孟子·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章学诚认为是《七发》之体所本，可谓独具慧眼。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齐宣王向孟子请教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巧妙地将话题转移到保民而王上，由齐宣王以羊易牛之事论说他可以保民而王，没有做到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接着孟子批评齐宣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齐宣王则辩说这样做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内容：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9]
我们能够看到《七发》的结构与《孟子》此段文字的结构是很相似的。孟子分别列举了美食、衣服、采色、音乐、便嬖等五种事物，都被齐王否定，《七发》中吴客也分别列举了音乐、美食、车马、游宴、校猎、观涛六种事物，也被楚太子谢绝。孟子接着指出了齐宣王的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并分析其不可实现，同时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即“发政施仁”，《七发》中吴客也提出了“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的解决办法，从而使太子“霍然病已”。所以《七发》的写作应该是受到了《孟子》这段内容的影响，章学诚的推断是恰当的。
因此，既然齐宣王的大欲在于“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那么楚太子之“疾”自然也就是是志在天下。因为对诸侯来说，“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要解决的肯定是天下的问题。同时，前文已经述及，在吴客启发诱导楚太子的前六事中，只是校猎、观涛二事引起了楚太子的兴趣，使他有所“起色”。楚太子何以对此二事的反应不同于前？因为无论是田猎的壮观场面还是以行军作战为喻对涛的如虹气势之描绘，都与军事有关联。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楚太子之“疾”实际上就是齐宣王的“大欲”，也是《七发》前面提到的“淹沈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
问题是吴客并不想以太子自己所构思的模式来实现他的“大欲”。他要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有资略者庄周等，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为何是孟子持筹而算之？因为《七发》的构思就来源于《孟子》，自然最重孟子，以《孟子》为准绳，孟子的主张也就是《七发》的主张。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10]因此吴客反对太子采取军事行动，而主张施行仁政。同时，枚乘《谏吴王书》的思想亦与此一致。在《谏吴王书》开篇，枚乘举舜、禹、汤、武有天下之例，强调他们“有王术也”，又强调父子君臣之道。所以，《七发》的主题应是劝谏诸侯王不要谋反。以枚乘、邹阳等为代表的汉初藩国文人身上有明显的纵横家气质，但他们与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统一的王朝背景并未给他们提供纵横捭阖的广阔舞台，他们也不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那样执着于对功名显达与富贵利禄的追求，而是悠然自适于诸侯国，并希望有助于诸侯王的功业。他们具有深远的政治眼光，也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天下大势的发展，并不支持藩国对抗或反叛中央王朝，具有较强的理性色彩。
那么，枚乘劝谏的对象是谁呢？可能性只有两个，一个是吴王刘濞，另一个是梁孝王刘武。[11]《文选》五臣注之张銑注云：“孝王时，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八首者，上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吴客以为语端矣。”[12]而清人朱绶曰：“《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13]此二说，张銑并没有提供其判断的依据，朱绶的解释亦过于牵强。《七发》中的内容，皆不可过于指实，否则诸般珍异之物不可尽致不说，如何令琴挚为琴，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如何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如何命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为之右？如何使景春佐酒，杜连理音？如此等等，皆不可拘泥于文字表面。
又，张銑之说，据笔者所见古今学者如梁章钜、龚克昌、赵逵夫及本文所引、未引其他诸家之论著，皆以为是李善注，甚至又有因其为李善注而加以进一步之阐发者，大误。故略考之如下。张銑此注在版本上最早可溯源至北宋哲宗赵煦元祐九年（1094）所刊刻的秀州州学本《文选》，这是最早以五臣、李善注合并的《文选》注本，即所谓“六家本”，惜已亡佚，然朝鲜曾以古活字刊刻此本，即奎章阁本《文选》。又有明州本《文选》，出于秀州本，但有所勘正，亦有所删改。奎章阁本张铣注后有李善注：“《汉书》曰：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善属辞，武帝以安车征乘，道死也。”考之南宋尤袤本《文选》（李善单注本），正同。故知李善注并不同于张铣注。明州本《文选》张銑注同奎章阁本，但无李善注，段末多“善注同”三字，实属为“偷工减料”而省去善注，但发生错误。建州本即《四部丛刊》影宋本《文选》为“六臣本”，即李善、五臣注本，系从六家本而来，故与明州本相反，以此注为李善注，段末多“铣同善注”。故后世学者皆以为张铣注之内容为李善注。此误自明州本产生，建州本承之，后人又承建州本之误，可谓一误再误。故此处不厌其烦，以期正本清源。即《七发》谏梁孝王之说出自张銑，而非李善。
下面回到我们的论题。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很难完全确定《七发》是劝谏吴王还是梁孝王，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分析其最大可能性。我们认为，枚乘劝谏的对象是梁孝王。原因如下：
首先，《七发》开头，吴客对楚太子说：“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据《汉书·吴王刘濞传》，文帝时吴太子入见，因博争道，为皇太子所杀。吴王有反意，当在此事之后。案吴王于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起兵，下令国中时自言“寡人年六十二”[14]，则其出生当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汉景帝出生于汉惠帝七年（前188），他杀死吴太子一般来说至少当在15岁（前174）以后，此时吴王最少也有四十多岁了。又《汉书·吴王刘濞传》云：“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所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曰：‘察见渊中鱼，不祥。今吴王始诈疾，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与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谋亦益解。”[15]可见此时吴王已经年老，不能说“方富于年”了。所以，《七发》若是谏吴王，则与“方富于年”的表述矛盾。而梁孝王刘武为景帝弟，考虑到他数次欲求为嗣的情况，他们的年龄差距至少应该在十岁左右，他在汉景帝前元七年（前150）与羊胜、公孙诡谋杀爰盎及其他议臣十余人，阴谋败露后，羊胜、公孙诡自杀，幸亏韩安国、邹阳等为其奔走斡旋，才得以免罪。梁孝王有反意当在此之前，而此时景帝三十九岁，梁孝王应该不到三十岁，可以说“方富于年”。
第二，《七发》开头，吴客说楚太子“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饮食则温淳甘脆，脭醲肥厚；衣裳则杂沓曼煖，燂烁热暑”，“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这也与吴王刘濞的情况不符而符合梁孝王刘武的生活状态。据《汉书》本传，刘濞自言：“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16]可见吴王把金钱都用在了准备谋反上，其生活不会太过奢华堕落。而梁孝王则有所不同。据《汉书·梁孝王传》，七国之乱时，刘武死守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以距吴、楚，立下大功。七国之乱平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儗于天子”[17]。《西京杂记》卷二“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条亦载：“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周天游注云：“此园甚大，除文中所及诸园池山渚外，尚有蠡台，见《御览》卷一七八引戴延之《述征记》；清泠台，见《水经注》；掠马台，亦见《水经注》；平台，见《述异记》；列仙吹台，见《洞冥记》。”[18]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为东苑即兔园，其引《括地志》云：“兔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俗人言梁孝王竹园也。”[19]可见梁孝王比较喜欢奢华享乐的生活，说《七发》所劝谏者为梁孝王是比较合理的。[20]
第三，《七发》对主题的表达十分含蓄，也因此而导致很多争论。第七事言天下要言妙道，但作者只是罗列诸子之名，虽可见出地位轻重之不同，但其要言妙道的具体内容为何，却不甚了了。谷口洋由此判断说：“但第七段的内容却是无所谓的……这一段没什么内容，只是列举先秦哲学家的名字而已，根本比不上第五、第六段的丰富内容。”[21]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这一段的内容才是最关键的，也是最言约义丰的。之所以如此表述，应该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也就是说枚乘不方便在文中直接表达他的想法。那么吴王与梁孝王，枚乘劝谏谁才会写得这样含蓄呢？我们认为是梁孝王。首先，枚乘在吴王门下的时间很长，关系也应该很亲密。据《汉书·邹阳传》：“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22]这说明在吴王有反意之前很久枚乘就与邹阳等人仕于吴国了，他们直到吴王起兵前的两三年才去吴之梁。能够相处这么长的时间，主客之间相处得一定十分融洽。我们看枚乘在离开吴国之后还作《重谏吴王书》，晓以利害，语重心长地劝他退兵，这说明枚乘对吴王有很深的感情。这样亲密的关系，要进行劝谏的话似乎不必太过含蓄，而且吴王的不臣之心其实大家早已心知肚明。邹阳的《上书吴王》、枚乘《谏吴王书》都写在吴王谋反前，虽然都没有直接说到吴王的阴谋，但是结合相关背景，我们还是能够明显看出其劝谏的意图。其次，枚乘、邹阳等投到梁孝王门下在文帝末年，我们姑且定在文帝后元七年（前157），至景帝前元七年（前150）时有六七年的时间，但梁孝王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此时他最信任的是羊胜和公孙诡。《汉书·邹阳传》云：“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阳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23]邹阳《狱中上书自明》讨论了“知与不知”的问题，批评梁孝王“移于浮辞”、“惑于众口”，也都能够说明这一点。所以，不是特别亲密的关系，尚未被梁孝王所知，梁孝王的反形尚隐，加上邹阳的前车之鉴（如果《七发》作于邹阳入狱之后的话），都促使枚乘不能也不敢直白地进谏。当然这也有枚乘自身性格的原因，与邹阳相比，枚乘的性格偏于阴柔。《汉书·邹阳传》云：“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24]不敢谏，意思当是不敢直谏，而作为士人，枚乘又有自己的责任感，所以他以一篇主题比较隐晦的作品来履行职责。
第四，事实表明，梁孝王刘武也的确有谋反的意图。首先，他对帝位有着很强的期望。据《汉书·梁孝王传》：“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与孝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25]又云：“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十一月，上废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关说于帝，太后议格，孝王不敢复言太后以嗣事。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26]案此云“孝王不敢复言太后以嗣事”，则此前他曾向太后言及此事。且其十月进京，景帝十一月废太子，这应该不是巧合，孝王此次进京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运作此事。因为爰盎等人的阻谏，此事最终不成。这一年夏天，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孝王为嗣的希望也就彻底破灭。所以他特别痛恨袁盎等人，“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27]。这都说明他对皇位热衷的程度。其次，梁孝王应有谋反的意图，他对于谋反是做过准备的。刺杀爰盎后，汉、梁实际上一度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据《汉书·邹阳传》：“初，胜、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28]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朝太后”的托辞之下，我们能够很容易看出梁孝王的动机。《汉书》梁孝王本传云：“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29]由后来的事实看，梁孝王招徕、重用公孙诡就是为将来谋取帝位做准备的。而“多作兵弩弓数十万”，其目的似乎也不言自明。梁孝王刺杀爰盎后，“于是天子意梁，逐贼，果梁使之。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捕公孙诡、羊胜，皆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安国皆泣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30]在事情已经很明朗的情况下，梁孝王仍将羊胜、公孙诡藏于后宫，这无异于公然对抗朝廷，因此轩丘豹与韩安国泣谏，可见形势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几乎一触即发。但最终梁孝王选择了妥协，也永远失去了景帝的信任。被立为王的第三十五年，即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薨，还不到四十岁，可见谋取帝位的失败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他死后，汉景帝“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31]，表面上是取悦窦太后，给这个弟弟以最大的尊崇，实际上是在分割和削弱梁国的势力，说明他对之前孝王的事还是十分介意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枚乘《七发》作于其从梁孝王游期间，当在梁孝王刺杀爰盎之前[32]，其目的在于委婉含蓄地劝说梁孝王不要谋反，而是要施德政，讲王术，对于天下，亦应以其道得之。
再回到《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揭示梁惠王的大欲并指出“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后，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33]我们不能作过度的阐释，认为《七发》也有警告梁孝王“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的寓意，但从梁孝王的结局看，显然孟子的警告对他是适用的。
当代学术界对《七发》主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龚克昌先生说：“枚乘的《七发》，即（当为‘既’）是对楚太子疾病的诊治，也是对诸侯王疾病的医疗，同时也是对诸侯国王精神上、思想上、政治上疾病的治疗；联系到枚乘当时所处吴、梁具体背景，把这篇散赋理解为对吴王叛逆篡国的批判，对梁王野心谋国的劝告，也应当是合理的。这的确是一篇主题思想极含蓄、极深刻、极丰富的赋，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挖掘。”[34]这是将有关《七发》主题的几种主要说法杂糅于一处的折中主义观点，然而，显然是不恰当的。既然是主题，作者的命意就会有比较明确的指向性，不可能是“万能钥匙”，不会面面俱到，虽然在客观上我们也承认这篇作品对读者会有多方面的影响和启发。另外，诸如楚太子及其疾病等，似不能过于指实。
易小平肯定章学诚的论断，即《七发》构思来源于《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进而指出二者的主题平行，很有见地。这其实是把握《七发》结构与主题的关键，忽略了这一点，很有可能“误入歧途”。可惜的是，鲜有学者论及此问题。易小平认同《七发》主题为劝谏梁孝王不要谋反的说法，然而并未对这一观点本身进行论证。[35]王增文主要是在各种观点（包括折中调和说）的基础上探寻何种说法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其论证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其结论是《七发》当写于梁国，乃谏梁孝王之作，劝其不要谋反。但具体论证稍嫌单薄，论证的逻辑性亦有所欠缺。[36]
赵逵夫先生主要持讽谏吴王说。他认为《七发》中的楚太子为楚元王刘交早卒之太子辟非，吴客即枚乘。枚乘曾受吴王命探病辟非，讲述广陵观涛等以娱其心，为《七发》创作之始。后吴王濞有谋逆之心，而事尚隐密，故枚乘借事设喻，委婉地加以劝阻。而梁孝王无作乱之想，《七发》之作不可能是在梁之时。[37]然而楚太子、吴客等似不能过于指实，且《七发》云太子霍然病已，亦与辟非之早卒矛盾。而将《七发》之写作分成两个阶段，更属推测之辞。至于梁孝王之不臣之心，上文已经述及。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认识。如谷口洋认为，《七发》不仅批判贵族子弟的奢侈，同时否定古老的传说和古老的观念，也否定以韵文为主的古老的文体，宣布无韵散体“圣人辩士之言”的胜利。[38]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其实未得《七发》之要领。束莉认为《七发》并不具有讽谏的政治意图，它只是枚乘进行艺术尝试、带有游戏笔墨意味的一篇骋辞之作。而《七发》所体现出的思想倾向，则表现了枚乘自荐与荐贤的心理，及汉初重黄老的思想倾向。[39]游戏笔墨与骋辞之作的说法，当是由于没有体察枚乘精心结构、见微知著的苦心。而自荐与荐贤的认识，也局限于文章的表层。至于思想倾向问题，枚乘的思想是多元的，兼综纵横家、道家、儒家、兵家等，其中纵横家、道家、儒家的思想在其身上有明显的体现。[40]即便就《七发》而言，也可看出枚乘尤重儒家，而非黄老。
三、结 语
《七发》收录于《文选》卷三十四，题作《七发八首》，这一点颇可注意，它意味着《七发》的八个部分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也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我们前面的分析确定了《七发》的主题，这是从作者命意的角度、也是从总体上来看的，而实际上，《七发》的每个部分也各有其主题。第一部分序言，分析了楚太子的病因及其表现，提出了养生的主题，同时也引起下文七个方面的内容：音乐之悲、饮食之美、车马之盛、游观之乐、田猎之壮、观涛之奇、要言妙道之精微，皆可独立成篇。《七发》的价值和影响是超越了作者的主观意愿的，不同的读者也可以因各自的修养和体悟而对其中不同的内容有特别的思考和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古今学者多有对《七发》的误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枚乘对音乐至观涛六事的态度。多数研究者以为枚乘对此六事持否定态度，如刘勰说《七发》“始邪末正”，张銑所谓“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余冠英先生说六事皆是反面文章[41]，这也是错误的。吴客对楚太子说：“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以下七事皆为其“变度易意”所采用的不同方法。音乐至观涛等六事都是作者所肯定的，只不过打动太子者乃诸子百家之天下要言妙道而已（当然第七事从根本上是超越了前六事的）。即以音乐而论，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中国古人特别重视音乐的感发和教化作用，楚太子锦衣玉食，生活腐朽堕落，所以枚乘用至悲的音乐来涤荡他的心灵。同样，品尝至美之饮食、乘至骏所驾之车、游观宴乐、动心惊耳之田猎、观涛之惊心动魄与变化莫测等，有愉悦身心、增长见识、强健体魄之意义，都是疗救楚太子的良药而非“助纣为虐”的负面内容。
二是对要言妙道的理解。一般认为，《七发》的最后一部分所言为要言妙道，前面六个部分不是，这是错误的，音乐以下至观涛六个方面的内容亦皆要言妙道。因为在序中，吴客对楚太子说：“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然后吴客便讲述音乐以下七事，可见七事皆要言妙道。其不同处，最后一部分所述为天下要言妙道，更为高深罢了。
《汉书·严助传》云：“（司马）相如常称疾避事。（东方）朔、（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42]我们通过考察枚乘一生的行迹与著述，能够看出，枚乘是一个不避事、亦能持论的文人，他既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也胸怀天下，也许这就是是汉武帝在其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安车蒲轮征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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